在北川，曾获APEC峰会代表赞叹的羌绣绣娘一针一线绣出新生活；在汶川，映秀镇从“伤情小镇”变身为“温情小镇”；在芦山，龙门乡的孩子们有了新教室和科技馆；在鲁甸，小寨樱桃文化旅游节游人如织；在西藏日喀则市、阿里地区，156个安置点里，63989名撤离转移人员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北川、芦山、鲁甸、日喀则……这些牵动着亿万人民心灵的地方，见证着一个个众志成城的奇迹。灾难中挺立伟大的中国——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甸，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历经磨砺，一次次在山崩地裂的时刻凝聚“中国力量”。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袭来，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在波澜壮阔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积累了应对突发事件、抗击特大自然灾害的宝贵经验，也收获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启示。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七个防灾减灾日，主题是“科学减灾 依法应对”。7年来，我国防灾减灾、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风雨兼程，取得了新进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慢慢地增加灾害风险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形成了以制定修订应急预案、建立完整防灾减灾体制机制和法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防灾救灾与应急管理的国家管理体系。”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表示，《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国家评估报告》显示，我国应对极端事件和管理灾害风险的经济社会效益日益显著。“近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灾害风险管理体系，防灾减灾能力全方面提升，灾害监测预测水准不断提高，应对极端事件和灾害成效显著。从风险防范、监测预警，到处置救援、恢复重建，形成了一套世界上较为完善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国家减灾委员会由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民政部、交通运输部、卫生计生委等35个部门组成。重大灾情发生后，各方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按照级别，统一调度，协调联动。在救灾现场，统一指挥调度，各方救援力量快速行动，协同合作。

  在雪域高原，时间记录着“中国速度”。尼泊尔强震后3分钟，日喀则军分区官兵闻令而动，组成第一梯队，就地就近展开救灾。武警两个中队官兵迅速在县城排查、搜寻；震后20分钟，武警交通四支队救援人员从萨嘎县奔赴灾区。西藏军区成立“抗震救灾前方指挥部”，同时，武警西藏总队启动应急预案……西藏自治区政府应急办副主任黄勇说，强震发生后，应急办与地震局、各级应急办取得联系，了解灾情及时向党委、政府领导汇报。西藏第一时间成立了灾害应急领导小组，安排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尼泊尔8.1级强震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格外的重视，面对海拔最高、历史罕见的地震灾情和极其恶劣的救援条件，党政军警民协调联动、形成合力，扎实有序地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体现了我国在应急管理体系取得的经验和成就。

  记者多次深入灾区采访，从汶川、芦山到鲁甸、日喀则，一个鲜明的感受是，救灾越来越迅速、有序、有力。消防官兵、部队、医护人员、志愿者……不同的群体在灾区各尽其责，救灾力量很快覆盖到山村。在抢险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的不同阶段，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等形成合力，确保受灾群众尽早回到正常状态生活。

  在防灾方面每增加1美元投入，就将使灾害损失减少7美元，这是世界公认的数据。7年来，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应急管理能力、百姓的防灾减灾意识不断增强。

  “应急管理，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断准备好。因此，必须加强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应急管理基础能力和监测预警能力建设，逐步提升突发事件的防范能力。”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说。

  高科技装备正迅速改变中国抗震救灾能力。无人机对灾区全貌及救援实况进行俯瞰拍摄，北斗卫星、侦察直升机等构成高空、中空、低空全覆盖的情报信息网，“净化水质的移动水厂”等迅速进入灾区……

  “我最关注如何把国家的科技成果运用到基层去。汶川特大地震时，这项工作尚属探索阶段，现在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范一大说，“尼泊尔强震发生后，我们从技术链条上梳理，第一时间启动了国际、国内卫星航空数据获取机制，这是调动技术资源的过程。数据库对灾害进行快速评估。”

  “这里是国家应急广播芦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在芦山地震灾区，记者第一次听到国家应急广播的声音。酷热的帐篷里，主持人每天定时播音，播报当地的权威信息、行动指导、科普知识，为灾区群众提供沟通平台和心理抚慰。

  “芦山地震中，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第一次实际运行，播出的内容都是灾区本地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是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中承担应急信息预警、发布的重要职责。”国家应急广播中心主任助理温秋阳说，目前，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已被纳入“十二五”规划文化事业重点工程。

  建设紧急避险场所，组织紧急疏散演练，开展安全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印制科普图书、挂图，加大宣传力度……7年来，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不断提升。

  日喀则市樟木镇依山而建，雨季来临时，极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旦增是今年新当选的樟木镇樟木居委会主任，从2008年起，他就担任了镇里的地质灾害检测员。在樟木镇，国土部门设立了地质灾害监测站，旦增主要负责监测设备正常运作。樟木镇、居委会、国土部门每年都要与群众签订防治地质灾害协议，并发放防灾减灾“明白卡”，卡里明确标识安置点和疏散路线。

  刚从西藏返京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中扶人道救援队队长杨艳武说，5年来，他们在社区、家庭、学校、商场进行防灾避险培训，覆盖1000所学校、各类人群50万人次以上。

  “汶川特大地震后，我国的应急体系建设提速，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顾林生说，汶川特大地震是对我国应急预案执行情况的检验，到芦山地震时，启动应急预案已成为一种习惯，应灾快速有序；随着灾情变化，有关部门随之更改响应级别，机制运行灵活性更好；若发生灾害，多元化的救援队伍马上出动，民间组织热情参加救灾；在应急平台建设上，中央、地方政府搭建了平台，实现了联网对接，市县一级还建立了备灾平台……

  多次参与灾区救援的北京绿舟应急救援促进中心办公室主任李峰说，“2008年是中国应急志愿者元年，随后，应急救援志愿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志愿者越来越专业化。”

  尼泊尔8.1级强震发生后，我国迅速派出力量，紧急驰援。除政府和军方外，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蓝天救援队等纷赴灾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行动赢得盛赞。这是我们国家社会组织第一次参与境外救灾，将在我国防灾减灾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党中央格外的重视应急能力建设，把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纳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实行一票否决制，我国应急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童星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从社会变迁看，我们从应急应灾逐渐转向备灾防灾；从治理结构看，从政府在救灾中发挥最大的作用逐渐转向政府、社会、市场力量共同参与；从政府体系内部看，汶川地震救灾主要靠中央政府指挥，到芦山地震时逐渐转为地方政府负责；从政策体系看，从主要靠制定预案转向依靠法律和法规。”

  汶川特大地震救援重建中，我国的制度协同整合、集成创新的优势创造了奇迹。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国减灾署合作项目总监沈文伟说，“国际上对中国面对巨灾快速动员、对口援助、迅速重建感到惊叹。”

  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商志晓认为，我国防灾减灾取得的成就彰显了制度优势。“我们制度的优势体现在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应对巨大的挑战和考验。”（记者 王 晋 韩秉志 代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