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12日，一个让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8年前的今天，那场夺去数万国人生命的汶川大地震，让人们见识到了大自然的恐怖，同时也意识到了防灾减灾教育的重要性。2009年的5月12日，我们开展了第一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活动。

  今天是第八个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当全国上下都在热议防灾减灾的时候，让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安静平和的大学校园。试问：如果有一天，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的校园不再安静平和，依然身处象牙塔内的学生们，有多少人能够知道“我该怎么做？”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省教育厅等单位年年都会针对大学生，举办一场“纪念512青少年灾难求生挑战赛”。然而据新闻媒体报道，直到这一挑战赛举办多年之后，组织方还需要在赛前专门拿出两天时间为参赛大学生们作培训。

  “你可见过哪个比赛还针对比赛项目进行专门培训的？”面对媒体，主办方的一名工作人员很是无奈。而这种无奈显然不是他独有的。

  去年10月，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团委书记缪可嘉在国内某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生灾难认知水平现状分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以江苏、湖南、安徽三地在校大学生为对象，分别调查了灾难认知和技能、灾难心理、应灾行为和灾难教育实施情况等多方面的内容。

  “必须承认，大学生面对灾难知识和技巧的掌握程度令人担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缪可嘉表示，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灾难中，大学生对于地震和火灾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最高，但回答“很扎实”和“较扎实”的学生也只有26%和25%。而在不同灾难的应急救援知识和技能方面，回答“较扎实”和“很扎实”的，各项都没有超过15%。“也就是说，85%的学生对这些灾难的掌握情况都在一般及以下。”

  事实上，自从汶川地震之后，针对于大学生防灾能力的调查并不在少数，而不同调查却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

  比如，曾有学者针对京津冀高校大学生的灾难认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为，超过一般的大学生“仅仅知道”一些自救互救常识。而另一项调查显示，觉得自身对防灾减灾知识了解比较全面的大学生只占受访学生数量的5%。

  “汶川地震后的那几年，大家的灾难意识还比较强。但现在这种意识却愈加淡薄。因为大家认为灾难离自己是比较遥远的。”缪可嘉说。

  然而，事实线日，正值跨年夜活动的上海外滩发生恶性件，36名遇难者的平均岁数仅为25岁，其中就包括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多名在校大学生。

  与大学生令人忧虑的灾难应对能力缺乏相对应的，是高校对于学生灾难教育的缺乏甚至缺失。

  在我国高校，对学生进行灾难教育和安全教育的工作一般归属保卫处，于晴便在西部某重点高校保卫处负责此项工作。采访中她表示，学校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体现在新生入学时的教育中，有时军训也会有所涉及，但最主要的是每年中央会下发一两次相关文件。根据文件，省里也会提出要求，他们就会依据这一些要求做相应部署。

  至于如何部署，于晴想了想：“就是在校园挂挂横幅，在网站上宣传宣传，有时会搞一两次防灾演练。”

  至于这种“部署”的效果如何，相信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遗憾的是，于晴所在高校的做法其实代表了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普遍做法。

  回到缪可嘉的调查，在这份调查中，针对“您所在的学校开展灾难教育的方式和实施效果怎样”这一问题，19%的学生认为学校开展防灾演习的效果很好，而在“开设灾难教育专门课程”的问题上，11%的学生所在的学校未开展，近一半学生认为学校开设灾难教育的举措“效果一般”；在问及所在学校“是否开展防灾演习等相关活动时”，58%的学生表示偶尔开展。“综合之前的选项，我们显而易见，如今学校开展灾难教育，大多数都局限于防灾演练的方式。”在报告中，缪可嘉写道。

  在采访中，上海高校首个学生减防灾和应急救援社团发起人、上海政法学院教师沈吉利表示，目前国内大部分学校的防灾演习仅限于“告诉学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而并不告诉学生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

  “以火灾演习为例，学生们为何需要按这样的路线逃生，为何需要做这样的动作，他们根本不知道，只是机械地听从指挥。这样的话，学生如果换一个环境或到真实的火灾场景，他们很难作出变通，因为学校没有教原理。”沈吉利说。

  比如在采访中，有学生反映，自己所在的学校只进行过防火演练，但也仅仅是简单地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式，“走走过场而已”；更有学生坦言，尽管参加过演练，但如果灾难在身边发生，自己肯定也会不知所措，会很慌乱，也很害怕。

  既然现有的教育方式难以取得效果，那么学校究竟该如何对学生进行灾难教育呢？

  沈吉利除了在上海地区成立了高校首个防灾减灾学生社团外，在2015年3月，她还在上海政法学院开设了沪上高校首门纳入学分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然而很遗憾，仅仅开设一年后，这门名为“大学生安全实训”的课程就因为选修的学生不多而没有开设下去。

  “作为选修课，大家一开始还有些兴趣，但后来兴趣就没那么强了。”沈吉利说，学生在选择选修课时，兴趣仅是一个因素，学生更多地还要从专业方面出发。“其实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说，只要没有遇到安全问题，就是可有可无的。”

  虽然经历了这样的挫折，但在沈吉利看来，将灾难教育纳入高校正规的教育体系中，依然是提升大学生灾难应对能力的“正途”，只是对具体操作方式，她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选修课有其不可持续性，而且也不能覆盖所有学生。”沈吉利说，因此，将灾难教育嵌入到某一门针对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中，其实是一条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况且一些基本的灾难应对知识、技能的教授也不需要单独开一门课程的体量。“我只需要四五个课时的时间，可完全在诸如思想品德课、军事理论课等课程的教学中挤出这样的时间。”

  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老师，缪可嘉其实也想到了将灾难教育融入思政课日常教学的思路。“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中，将生存教育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会涉及到教学资源和教师配备等一系列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与灾难教育在教育方法的理念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也都包含有对生命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因此，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将灾难教育融入到新生转型教育、思政系列课程、团学活动、日常班会中，开展形式多样、参与度高的活动。”

  “这只能算是一个设想，因为目前高校各科的总体教学方案是很固定的，很难在教学内容上做大的改变。况且灾难教育不是仅在课堂上通过讲课就能讲出来的，还要调动多方面资源。”东北某高校教务处工作人员刘青说。

  在采访中，刘青其实也赞同至少在现阶段，成系统教学是解决大学生防灾能力不够的主要方式，但他同时表示，单纯的课程改革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学生的灾难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部门的共同努力。

  贾黎明也是一位想在学校开展一些灾难教育的大学老师，而他想借助的手段是成立学生社团，在这一过程中，贾黎明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打过交道。

  “我开始是在学校团委下开设了减防灾社团，但对此团委似乎不太重视，原因很简单它不愿意出钱。”贾黎明说。

  成立减防灾的社团是要消耗大量资金购置装备的，这就使他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到最后，好像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上下奔波。”

  此外，成立这样的社团，贾黎明更希望在本校开展一些针对学生的培训，但团委对此似乎并不看重。“有时他们也会请我们给学生作一些培训，比如在发生外滩件后，但那仅是一种应景的临时工作，之后又不需要了。”贾黎明说，团委更希望他的社团到校外去作培训，以期给学校创造一些“名气”。

  相较于贾黎明，沈吉利的境遇就要好一些。虽然在团委时也遭遇到了和贾黎明同样的问题，但学校的学生处却给他了很大的帮助，在这样的帮助下，他还成立了一个可以深入到学生社区的公益救援队。

  在沈吉利看来，对于学生课外的灾难教育，社区教育是一种更合理的模式。因为学生的课外生活本来就有很多时间，若能够和他们产生更好的沟通，教育效果是可以期待的。“我们还可以针对不一样宿舍进行轮训，虽然工作量很大，但可以做得很扎实。”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学工办的配合。“如果学工办不给渠道，我们也没有一点办法。”在这方面，沈吉利无疑是幸运的。

  除了团委，对于作为学校安全保卫工作核心部门的保卫处，贾黎明也有过接触，但这又是一段并不美好的回忆。

  “保卫处不愿意理睬我们。” 在贾黎明看来，对于学校的安全工作和防灾减灾工作而言，学生不应该只作为被保护的对象，而应该作为自我保护的对象，甚至应该成为校园中安全互助的行动成员。“学校的安全巡查、安全宣传都应该把学生纳入进去，并将其作为一个能发挥作用的主体。”

  “保卫处总是觉得安全保卫是自己的职责，学生的参与会使他们都觉得麻烦，甚至是一种浪费时间。”贾黎明说，保卫处是不管工作结果的，因为学生参与会使安全保卫的工作结果更好一点儿，毕竟学生参与也是学校管理的一种方式。

  “贾黎明的经历或许是个案，但也反映出了一些普遍问题，作为系统工程，我们高校的一些部门确实准备好了吗？”沈吉利说。

  在采访过程中，对于高校的灾难教育，很多受访者都倾向于将其看作一种“补课”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美国的教育模式。在采访中，他表示美国的灾难教育是从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阶段开始的。“初级教育阶段，学生们就会经常参加灾难演习，知道火灾时该怎么去办，地震时又该怎么做。而到了大学阶段，学校仅仅是通过各项措施和制度巩固学生的固有认识。”

  然而在我国，中小学阶段的灾难教育基本上就处于缺失状态。“大学作为一种补课行为，进行有关教育是应该的。但我们更应该强调中小学的作用。”郭英剑说。

  作为上海市首个学生防灾减灾社团的负责人，沈吉利曾经带领社团给幼儿园、大中小学和社区都作过防灾培训。在这一过程中，她发现越是青少年，对防灾减灾知识越感兴趣。“年纪越小越喜欢，大学生对安全方面的知识技能只能说是补，对他们来说，学习这些知识的成本已经高多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沈吉利的无奈是很能够理解的。正如她所说，本应在中小学阶段成为常识的一些安全知识，学生们并没有具备。很多人也觉得学生在学校中，学校在保护他们，根本没必要将其视作安全主体。然而，当学生进入大学后，其下一站就是社会。如果高校再不补上这一课，当大批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能力，更谈不上自救能力的学生进入社会，社会的教育成本将更加巨大，这其实是给了高校一个很沉重，却又不得不背负的负担。

  然而，当中小学生依然在为了高考成绩而无暇他顾时，灾难教育在他们中间普及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采访中，刘青表示，在对学生的灾难教育中，学校、家庭和社会是教育的三大主体。而如今，相较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其实更加缺失。“你只要去看看还有多少灾难教育基地就知道了。”这在客观上已经给学校教育带来了巨大压力，而学校教育本身的一些固有问题又将这一压力放大。“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做的是全方位思考。”

  如果将其他教育主体的缺乏看作灾难教育在“广度”上的不足的话，那么高校某些教育者自身观念的偏差，则可能会引起高校教育在“深度”上的某些不足。

  比如，对自身学校在灾难教育方面的不足，于晴是这样解释的：“学校所在地的灾害挺少的，可能南方学校会更重视一些吧。”而在采访中，类似的声音不仅出现在教育者口中，甚至一位学生也说：“我们这里的自然灾害其实并不是很多”

  对于这种观点，刘青坦言，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人，而不是仅仅培养一个“好学生”。而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仅限于校园范围，而前者却并不存在一个地域化的概念。因此，高校教育也不应该存在所谓“地域化”概念。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问题上，高校其实犯了和中小学类似的错误。”刘青说，那就是将教育看成了一个个彼此隔绝的阶段，而非是一个从幼儿园到社会的统一整体。正因为如此，中小学可以将责任推给高校，而高校也可以将责任推给社会。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我们国家社会整体防灾减灾能力的下降。

  2015年5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公众防灾意识与减灾知识基础调查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公众都会存在防灾意识淡薄、备灾准备不足的问题，且尚未形成扎根于日常生活的防灾文化。

  “作为社会人才的主要输出地，无论之前的教育是不是到位，高校都应该承担起灾难教育最后的职责，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更加长远的眼光。”刘青说。